学习台湾把生意做成文化

　　在上海世博会后期，游人与工作者都已略显疲态，唯有台湾馆逆市而上，很小的一座袖珍展馆引来络绎不绝的游客，好评如潮。来访者的一致评价是“惊奇”、“惊喜”、“精致”。喝罢展馆送上的高山茶，把小杯子立在手心上，你都会惊喜地发现它居然是一盏小小的天灯。

　　是什么令台湾馆如此火暴？答案唯有一个——创意。台湾馆的所有创意都依托于背后强大的文化创意产业。反过来，这条完整的产业链又衍生出一连串带着台湾印记的产品。

　　台湾市场小，竞争非常残酷，尤其是文化工作者，这促使越来越多的工作者为了创造产品的价值，用说故事的方式卖米、卖礼物，并把创意融入与生活关联的尽可能多的企业。种种共性与特殊性，或能给中国大陆蓄势待发的文创产业以一定启发。

　　台湾文创业的前世今生

　　舆论一般认为：台湾的社会环境开放而自由，而经历过“文革”的大陆相对僵化。其实，台湾也曾经历威权时代。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的小孩子被集体主义所束缚。已故作家三毛曾撰文回顾，小学时代曾被老师问及理想，她回答想做一个拾荒人，结果被老师痛斥“没有人生目标”，后来在作文里把理想改成想当医生才令老师赞赏。

　　禁锢的环境往往造就奇才。当今台湾文化艺术界的主流大家，大多是不为那个时代所认可的人。玩转相声和舞台剧的赖声川，当年的至爱其实是美术，但是当他在联考中发现所有考生创作的国画都如出一辙时，他开始觉得落榜也不是什么坏事。

　　曾制作《康熙来了》等大热综艺节目、被台湾娱乐圈奉为“综艺之父”的制作人王伟忠出生在眷村，儿时贫穷的草根生活，使他在与眷村妇女插科打诨的调侃中积攒了无数的笑料和创意。而作家白先勇虽然出身望族，但仍勇敢面对个人性取向与社会偏见，成功创作出《孽子》等大量反映社会边缘人群生活的文学作品。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这些主流艺术家们中壮年的鼎盛时期。他们在这一时期的艺术创作开始借助迅猛发展的科技和日益开放的社会氛围大放异彩，为台湾文化创意的产业化之路奠定了根基。

　　1995年，台湾提出了“文化产业化，产业文化化”的构想，并成为日后台湾“社区总体营造”的核心。2002年，“文化创意产业”被列入“挑战2008、台湾重点发展计划”当中。这是“文化”首次成为台湾建设工程项目。这些举措，一方面希望借助人文的魅力创造出高附加价值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也期望借经济利益的提升，唤起台湾民众对生活质感的要求，在全球化背景下重建台湾人民对于传统文化的自信心。

　　台湾文化创意产业是什么？早前，台湾并未作出明确的定义和统计。因此，在相关发展计划中，根据台湾经济研究院分类的税务行业而定出的“文化、运动与休闲服务业”，包含出版、电影及录像带、手工艺品、古物、古董买卖、广播电视甚至文化观光、婚纱摄影等16类，每一类都吸引着台湾本地、亚洲乃至世界的目光。

　　北京方家胡同的一家台湾生活品小店里，各式各样的小玩意像是一道道谜语，主要设计者、来自台湾的女孩孙淑玲介绍每一件东西都会叫记者“猜猜看这是什么”。盒子里放着一对青铜色犀牛头造型的陶土小制品，记者猜：“是摆饰吧？”“不对。”孙淑玲拿起一个翻转过来，原来是一个茶杯，“喝完茶，杯子带着余温，还可以拿来按摩脖子，而且‘犀牛翻转’蕴涵一个意思——扭转乾坤。这样的杯子口彩好，是很好的礼品。同样大小的普通陶土杯只能卖到几块钱，而这样的杯子能卖到380元。”

　　孙淑玲说，现在台湾不管小公司还是大公司，都很重视产品跟文化创意的结合，这样能大大提升产品的附加值。一个好的创意出来，公司不惜血本把它转化为成品，如果打动消费者，再扩大生产。很多公司都是这样做的。“台湾很多设计师整天创意产品时，都在寻找跟人精神上的一点勾连，让人在使用产品时能触动内心。现在是个物质充沛的时代，但是物质不能让内心满溢。创意产品的作用就是让心满一点、再满一点。”

　　文化、科技与艺术的结合，让小小的台湾变得精彩多元。台湾的企业98%是中小企业，它们因为创意充满活力。

　　把生意做成文化

　　很多人提及文创产业的时候，往往认为创意跟特定的产业有关，比如电影、演艺、出版等。但其实，创意是跟所有产业的结合。从台湾近几年发展的个案里不难发现，整体经济面临巨大的转型压力时，就需要文化创意产业跟经济紧密结合。

　　如何用“文化”蕴生“创意”，继而创造出“产业”，而且是创造出比“半导体”和“制造代工”更有魅力的产业，始终是台湾文化创意产业政策中的一片疑云。但是，这个疑问在不断的探索中得到了答案。创意，对很多台湾业者来说，是千万台币的生意，更是文化与生活的传承。

　　很多台湾食物、蔬菜在销售时，卖东西的人告诉消费者：你吃的东西有台湾文化在其中。一些“有故事”的农作物，一公斤往往能卖到500元新台币，而台湾超级市场中普通的蔬菜通常才卖60元新台币一公斤。台湾流行的手工肥皂，没有任何化学药剂，用自然的材料提炼而成，以一些原住民老阿妈的名字命名，文化元素瞬间融入其中；越来越多的台湾餐厅把创意、文化放进去，叫“荷塘月色”的什锦小炒虽然价高，食客却无条件买账；在制造业中，台湾发展自有品牌，大量引进工艺师，投入了200亿新台币，跟创意做紧密的结合，包括产品的造型、营销。

　　台湾花莲七星潭社区的七星柴鱼博物馆，是一个成功转型的创意生活产业企业。此馆由原以制造地方特色食品为主业的“宗泰食品”设立，馆址就建在原七星柴鱼工厂厂址之上。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受日本饮食文化影响，柴鱼产业在当地风靡一时，柴鱼食品大量出口到日本。随着日本殖民统治结束，柴鱼产业逐渐走向没落，柴鱼工厂面临倒闭。但如何使日趋完善、精湛的制鱼技艺继承保存下去？如何使花莲在产业特色上保持岛内独有的特性？

　　于是，他们将原来的柴鱼工厂打造成以捕鱼、制鱼技术为核心的，以动态演示、现场实景勘察、静态展示、专业解说员服务、趣味活动、商品贩卖为衍生服务环节的多功能博物馆。整个建筑物保留了工厂原貌。位于地下一层的烤鱼工厂车间原样保留，参观游览者可以对当年的制作实景一览无余，身临其境。二楼、三楼为人们提供台湾东海岸渔业生态环境介绍、鱼类品种及活动介绍、当年捕鱼的技术、器具及零件介绍。

　　从三楼可直接进入柴鱼干刨花制作现场，看技术工人如何制作日式拉面里常放的柴鱼花。接着是柴鱼产品选购区，小小的柴鱼被做成丰富的各类衍生产品和食品，供参观者选购。整个过程下来，观者对花莲的地域文化、柴鱼文化有了“深度体验”，原有的柴鱼制作工厂变成了一个可结合旅游观光的多元复合经营产业，焕发出新的市场活力。

　　台湾创意生活产业的兴起与创立，是随着台湾地方经济发展、文化生活打造活动应运而生，与社区整体营造计划紧密联系。近几年，当地人越来越知道品位创造产品的价值，他们不再跟其他人比价格，而希望比的是品位。

　　大陆向台湾学什么

　　1980年，上海市八层高的楼房只有121栋，可到了2010年，楼高八层以上的大楼已经过万。台湾也曾经向往过不断盖高楼大厦，但在这方面没办法跟大陆竞争，所以他们不断创造体验的深度。在几十年的探索中，台湾找到了自己文化的特殊性、产品的创意特殊性。其中很多经验值得大陆的文创业者探索。

　　北京台湾研究会理事、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李红梅说，台湾越来越厉害的就是产业群聚，这个发展策略令台湾文创产业觅到了无限生机。

　　在大陆很多地方，常常可以看到地方政府在疯狂发展文化园区。但在台湾，不发展这种集聚区的理由是台湾土地非常贵，没有政府的资金或者预算发展创业集聚区。台湾采取了另外的一种方式——来自于街区。跟伦敦、纽约、巴黎一样，台湾创意最精彩的城市都是街区非常精彩的城市。“我们今天到伦敦、巴黎、纽约，这些城市为什么被称为创意城市，是因为街区非常精彩，台湾近年推出了不断鼓励这些街区形成的战略。”李红梅介绍。

　　另外，李红梅极力赞赏的是台湾的产业辅导系统。“台湾的制造业、电子产业之所以非常强，是因为那里有非常完整的产业创新系统。对于学生的产业创新系统，他们有创新的辅导，还有更高级的辅导目标，就是创造所谓的重要的竞争优势，大陆所没有的东西他们一定要创造出来。这就是产业辅导系统，在台湾正在被积极地推动。”

　　开放的环境也是台湾所特有的。当地人很喜欢把各式各样的创意引到台湾，比如奔牛节，让画家在牛身上创作，创作出各式各样的牛，放在各个地点上。这本来是国外的想法，台湾可以吸收这样的观念，让它在台湾发生。这种开放性不一定跟市场、货币有关，但对创意工作者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所谓的活动，就是让创意人才有很好的舞台。台湾做到了这一点。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向勇说：“大陆的经济没有面对巨大转型的压力，所以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会有局限。我们的制造业蒸蒸日上，不认为应跟创意紧密结合。电子产业同样蒸蒸日上，也不认为要跟创意紧密结合。而在台湾，有越来越多的文化创意产业工作者在创造产品的价值，用说故事的方式卖米、卖礼物。这些表现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性。大陆产业创新系统能否跟着动起来，进入到文化创意产业，而不是一味扩张空间和规模，很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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